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经了二十四个朝代更迭、八十三个王朝沦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文人墨客、英雄侠士。我并不推崇强汉盛唐，而独独钟爱这个被世人称之为“积贫积弱”“弱不禁风”的“铁血大宋”，偏偏向往“有宋一代”的人雅民富、高贵文化和崖山风骨，单单倾心于大宋的文艺气息和时尚范儿；我还喜欢大清的“一双人”，那就是纳兰容若和仓央嘉措。我希望写一点这个“有宋一代”的文字，从医生的角度去看一看宋代的医事和福利保障、想一想宋代的医疗和养生、品一品宋代的中医文化和人文风情。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做一些准备工作，包括收集资料、复习文献、整理总结等。
对于宋代的评价，中西方的声音是截然相反，“繁荣强盛”与“堕落衰亡”一直争论不休。国内有许多人感觉两宋史就是一段屈辱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因为宋代多次向游牧政权称臣纳贡，用金钱而不是武力来换取和平，最终两度亡国于异族之手。而国外的汉学家对两宋却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施寒微说“两宋是王冠上的珍珠”。顾彬说“宋是中国文明闪光的朝代”。施舟则说“宋是中国春秋战国的扩大版，是中国的最骄傲的时代”。宋代被西方学者称为扩大版的春秋，理由是宋代思想多元，统治者更包容。国际上的汉学界对其评价更是超越了汉唐，称其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时代”“最令人激动的时代”，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中国那么多朝代，为什么宋代思想家众多，文学巨匠多，不朽词作多，那绝不是偶然的。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春秋时的百家争鸣，但也出现过多教并存、相映成辉的繁荣景象。
宋代之后，再无宋代。这种说法，有两层含义。一是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二是明代政治家、史学家陈邦瞻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原始社会经夏、商、周三代至战国，是第一个阶段；自两汉到唐、五代，是第二个阶段；从宋代起，则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他还认为，直到陈氏所处的明代，无论是国家制度、官僚体制、思想观念、民俗风情，无一不与宋代相似。严复也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对此，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过去言必称“唐宋史”，改为“宋元明清史”了。
我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去开启这段艰苦的旅程，利用工作之余悉心搜寻宋代的点点滴滴，特别是查阅了近二三十年来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优秀文献。2021年年底，我终于鼓起勇气写下了《宋韵文化的医事探析》，并历时整整一个月的日日夜夜，在2022年开学前完成了初稿。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烈商、礼周、暴秦、强汉、雄隋、盛唐、富宋、蛮元、刚明、奴清，也就是说，咱们祖上曾经阔绰过、富裕过。
盛唐帝国虽然有过开明的“贞观之冶”和浮华的“开元盛世”，但在这个看似灿烂华美的外衣之下，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闪现着刀光剑影、杀伐纷争和血雨腥风，以及手足相残的卑鄙、杀戮大臣的凶残、“安史之乱”的浩劫、宦官擅权的肮脏、藩镇割据的祸乱和黄巢起义的灾难。
而宋太祖赵匡胤代周自立后，就约法三章，定下了“偃武修文”的国策，以千古帝王罕见的仁者之心立下誓约，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约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大宋的开国君主警告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视为不孝和不祥，将遭天谴报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曾经说过：“宋代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宋王朝堪称“隆宋”，经济空前繁荣发达，其财政收入十倍于明、五倍于清、三倍于唐。两宋经济之所以如此发达，是因为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政策和对江南的开发，而发达的经济又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巩固了两宋三百多年的统治。虽然宋代对后世和周边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及唐朝，但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所以说，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代而不是唐朝。
那么，唐宋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想，是每天十二小时与二十四小时的差距，是昏黑宁静与光明喧闹的差距，是人财物数量上的倍数关系。唐朝将城市分割成一个个格子，叫方，人都生活在这些格子里。整个长安城只有东、西两个综合市场，城里是没有超市的，所以我们至今还叫“买东西”。而到了宋代，简直就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外卖和共享马车、狗粮和猫粮、酒店和零食店、娱乐和运动、消防和救助、福利院和公共墓葬等等应有尽有，很多店一天二十四小时营业。蹴鞠、摔跤、射箭、唱歌、喝酒等娱乐场所更是京城一大特色，而一条御街上的打工者就高达数万人之多。
宋代不仅很富，富得流油，而且是一个有情趣的朝代、一个有情调的朝代，更是一个有思想高度的朝代。黄仁宇在《我国大前史》中如此描绘：“前史进入了宋代，就好像从古代进到了现代。”宋代拥有“仁祖之法”“虚君共治”“台谏制权”“公议封驳”“科举入仕”以及“鞫谳分司”等政治文明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发明创造最多、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也是一个很潮的时代。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代的文明治理有直接的联系。
北宋文人治国，崇文抑武，文化昌盛，思想自由，商品经济和教育科技也是高度繁荣。北宋前期的仁人志士，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推崇儒学、复兴儒学、改革儒学，静以修身、俭以养廉，通过兴办教育、主持科举考试等方式，以身作则、亲自教授，培养了孙复等一大批儒家学者，使新哲学得到了系统化的表达。
虽然南宋在文化艺术方面远不及北宋，但在思想方面则高出不少。因为北宋有文字狱，如苏东坡的乌台诗案，而南宋的学风比较宽松和自由，政治比较清明和开放。浙东三学派是讲究事功的学派，其思想性要高过北宋的任何思想家。
作为“现代黎明的拂晓”，宋代的文化集开放、包容、儒雅、繁荣为一体。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吸收了释道的修道方法和思维逻辑，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
理学从周敦颐和张载开始发端，经过程颐、程颢以及南宋朱熹的完善，终于形成了“程朱理学”。由此，理学将先秦儒家系统化、哲学化，让原本探讨人伦之道的儒家，开始关注并探索宇宙的终极之道。理学家在人格修养上继承了孔孟等先人，并且将之发扬光大，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突破。李约瑟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是对早期儒学的继承与创新，而非退步和否定。
值得一提的是，仁宗和英宗两代是儒学百家争鸣的时代，齐鲁、浙东、浙西、永嘉、湖学、关中、蜀中学统四起，形成了儒学复兴的浪潮，对后世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仅刻刊了《孝经》 《列女传》，并刻印了《大学衍义》并赐予群臣，促其研读。仁宗一生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将《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合在一起让学生进行学习。他不事奢华，对下属宽厚，让百姓休养生息；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英宗在其父亲仁宗的影响下，自幼接触儒学和儒士，从心底认为儒学和儒士是维持统治长治久安的良法，并通过册封鸿儒、遍访贤逸、鼓励设置儒学机构等手段，提高了国子监的级别，表明了英宗确实希望通过发展“儒学”、培养儒士以达到“至治隆平”的目的。
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五朝，是百家争鸣时期过渡到王安石之王学与“二程”之理学相争的时期，王学占统治地位，但王学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异化。孝宗、光宗、宁宗时期，是理学的发展壮大时期，出现了张栻和朱熹的理学、吕祖谦的经史派、陈亮和叶适的事功派、陆九渊的心学等。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书法和绘画的进步、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书院的形成与发展……都使得宋代文化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宋代文学处在一个承前启后、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宋代的散文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北宋一代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和王安石，苏门就有三大学士；从古代三次古文运动的演变历程来看，宋代散文属于鼎盛时期，正如明代文学家宋濂所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据不完全统计，散文作家逾万，约为唐五代的三倍、秦汉时期的十二倍；作品超出十万，至少是唐五代的五倍、先秦至隋作品总量的八倍。另外，北宋“苏、黄、米、蔡”四大书家，南宋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四大名家，以及徽宗赵佶的“瘦金体”，为诗人、词人注入了抒情的意味。
宋画意境之美，简洁中透出精深，严谨中体现雅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高峰。绘画大师范宽、董源、李成并称“北宋三大家”，“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别出新意，一洗前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到了南宋则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被称为“南宋四大家”，他们的作品继承了北宋的特点，又各有独特之处，将南宋绘画推至新的高度。艺术史学家高居翰（James3Cahill）在《图说中国绘画史》一书中赞叹宋画之美：“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与艺术取得了完美的平衡。他们使用奇异的技巧，以达到恰当的绘画效果，但是他们从不纯以奇技感人；一种古典的自制力掌握了整个表现，不容流于滥情。艺术家好像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然，以惊叹而敬畏的心情来回应自然。他们视界之清新，了解之深厚，是后世无可比拟的。”
宋代处于群狼环伺之中，“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国家多难、府库空竭、民力凋敝，最终使大宋没有走出文武失调、和战两难的困境。而这种困顿中的浪漫、缺憾中的赞美、宁静中的忧伤，已经超越了我们眼中的那人、那山、那水，突破了所有形的东西。另外，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作为学问家的王安石，又是一个把儒释道三家的义理融合为一的人。
唐诗与宋词都是中国文脉的高峰，但宋词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全面发展，则非唐诗之所能及，其影响笼罩以后的整个词坛。晏殊被称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宋史》评价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晏殊生于富贵长于富贵，所作之词多吟成于花前月下、舞榭歌台这般温柔乡里，所以词风闲婉、词语雅丽。诸如“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不如怜取眼前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时光只解催人老”，和婉明丽中夹杂着伤感，风流蕴藉中流露着多愁的词句，氤氲了宋初的词坛。
晏殊的儿子晏几道“工于言情，出元献（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措辞婉妙，一时独步。”他的词回怀往事，抒写哀愁，多了三分伤感，这也是后人说“淮海、几道，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实罕其匹”的原因。
当时词坛的另一个领军人物欧阳修，也属于花间派那般疏隽深婉的风格。而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有着转折性作用，“能以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其词曲通俗谐婉，因而“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张先善作慢词，与柳永齐名，因“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送过秋千影”和“无数杨花过无影”而世称“张三影”。之后苏轼的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局限，“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以豪放著称，后人称“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苏门四学士风格各有不同，黄庭坚工于诗，而秦观工于词，“初曰芙蓉、杨柳晓风”。
随后擅长音乐的周邦彦创立了格律词派，完善了慢词的音律与体制。而李清照的词里有一个活脱脱的李易安，后人称其“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后来的南宋又出现一位格律大家姜夔，新创了《扬州慢》等十余首词牌，后世的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周密、张炎等，都是姜派词人。
而从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史学等方面作一个综合比较，宋代无疑都超越了唐代，成为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另外，宋代诗人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两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超唐朝李白的近千首、杜甫的一千四百首，这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
汉唐文化距离我们的生活比较遥远，而璀璨的宋文化作为一种精英文明和市井文明的交融，更加接近于当下的平民生活。经历了唐朝的洒脱和豪迈，宋代士大夫的风流显得更加精致，而且很有韵味，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极致。这种独具风神的“宋韵文化”，以光灿的精神文明彪炳史册，驰誉寰宇。南宋朱熹曾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明代方孝孺称：“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清朝蒋士铨谓：“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
作为当时的世界大国和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封建帝国，宋代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技上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属宋人创造；经济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宋代开始流通，宋代还成立了最早的国家银行（交子务），比欧洲早了七百多年；海上贸易的税收达到了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商业的繁华带来了思想的活跃；早在北宋时期，沈括就提出了货币流通速率论，而欧洲直到十七世纪才由英国人洛克提出；沈括记载了摩擦生电现象，提出冲击成陆的观点等，这些观点西方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出现；北宋苏颂等人发明的第一架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比西方发明的第一架钟机早了七百多年；宋代用焦炭冶炼，是近代工业化最早启动的国家，早于西方五百多年；宋代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最早开始种植双季稻，也是世界上最早走向商品化的时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宋代改进了造纸技术，印刷了大量书籍，工程之浩大、质量之精美，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洗冤集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同类著作早了三百多年；宋时的五大名窑（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标志，精美的宋瓷价值连城；宋代建立了当时历史上最多的也是最大的国立大学，以及世界上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文化普及程度最高、人民文化水准最高的国家；宋词、宋画达到了前所未有、后难企及的高峰，使宋代成为一个歌声遍地的国度；……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本来可以是世界上第一个类似于近代西方文明的社会，可惜它断送在了野蛮的屠杀之中。从那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再也没有在世界的舞台上扮演过领先的角色。
北宋一百六十余年，被金人灭了；南宋一百五十余年，被蒙古人灭了。可以这样说，宋代立国三百余年，二度倾覆，皆缘外患，是唯独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学界普遍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时期，而“终必复振”之时，就是当下中华民族的复兴时期。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代，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者欧洲的水平。”美国学者罗兹·墨菲也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代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代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大宋文化不偷袭不模仿，不厚古薄今，充满了那个时代的个性。所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宋韵文化，是指两宋文化中优秀的文明元素、内在的精神信仰和传延至今的文化价值。包括日常生活领域的物质之韵、生产技术领域的匠心之韵、社会治理领域的秩序之韵、发明创造领域的智慧之韵、学术思想领域的思辨之韵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审美之韵。
宋韵文化里，我想有几点应该大书特书。
一是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和睦、四海一家”的民族精神。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南宋的历史从岳飞开幕，中间有陆游、辛弃疾，到文天祥收尾，《满江红》的“怒发冲冠”和《临江仙》的“冬看山林萧疏净”，壮怀激烈、慷慨悲壮，大义担当、敢于牺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用他们的凛然气节和挺直脊梁撑起了那个时代的家国情怀。
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的士大夫代表了那个最高尚的政治理想，一大批新儒学、理学、心学先锋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强调义利并举、经世致用，不为自己的小我而担忧，而以天下为己任，这应该是宋韵的精神内核。从王安石的“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到南宋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辛弃疾的“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以说终宋享国运的三百余年间，士大夫们充满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和理念。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在论宋代风俗时说道：“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清代史学家赵翼也持同样的看法，说：“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 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
三是典雅敦厚的全民生活美学。宋代多元包容的创造精神、对外交流的开放精神和社会关切的人文精神，其最终指向一定是“人”的价值，以及平民化、世俗化的普通百姓。不管是发展海外贸易，还是创新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最终都是为了美好生活，都是为了高雅的情趣和多元、自由、丰富、风雅的生活。
前面提到的“太祖勒石”，无疑是所有的人民愿意看到和拥护的施政纲领，但更应该让我们思考和警醒的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前提是长治久安，民生前面是国计，民富前面是国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梅毅在《刀锋上的文明》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宋代的士大夫，像极了一个酒足饭饱、事业有成而又身体虚弱的中年男人，自恋至极，太关注自身精神层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记体内的衰落和‘高度发展’所引致的迟钝。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蛮人如同窥视猎物的群狼，随时会傲然一跃，扑向这些定居的、文明的、软弱的好邻居。野蛮毁灭文明，于蛮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成长；于文明人而言，却是万劫不复的、可悲的停滞。”
抛开胜与负，抛开软弱无能和强悍无比，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宋代的艺术登峰造极，宋代的文化炉火纯青。另外，宋代的“外卖员”“宠物店”“证券交易”“猎头”“共享经济”都体现了宋人强大的智慧，而这些进步来源于宋人对生活的真心喜爱和细心观察，这是宋人生活给我们现代的一个重要启发。还有一点我们也可以肯定，如果以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标准来评价朝代的优劣，这个适合市民生存和生活的宋代，就是一个好时代。我将无我，不负宋韵，宋文化应该闪耀世界。其实，我不想改变什么，只想体验一下大宋的风土人情，只想探析一点宋韵医事。（郭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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