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穿上白大褂出现在医院里，治病救人便是责无旁贷。离开医院，融入社会，医生也在扮演着健康守护者的角色。当今的社会环境、医患关系以及生存压力，让一些医生在医疗活动中被迫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却也有更多的医生，时时处处保持着职业的敏感，坚守着对生命的责任。——编 者
高速路上的“跟踪者”
今年42岁的宋师傅最近在高速路上开车时遇到了这样一件怪事：一位陌生男子驾车“跟踪”了他整整一个小时，最后还追上他，提醒他很可能患上了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陌生男子把自己的电话写下来留给宋师傅，劝说他一定要到医院做检查。
回到家，宋师傅跟妻子提起这件事，妻子一下就紧张起来了：的确，他最近打呼噜越来越厉害，简直吵得人无法入睡。夫妻俩一同来到天津市人民医院，一问才知道，“跟踪”宋师傅的竟然是一位大专家——天津市鼾症诊疗中心主任刘吉祥。
坐在诊桌前，刘吉祥告诉宋师傅，他在高速路上第一个路口等候时，宋师傅的车就停在他前方。由于路况稍堵，他们一起等候了五六分钟的样子。然后，前面的车都启动了，宋师傅却纹丝不动。刘吉祥在后面按喇叭，过了好一会车才开动起来。在之后的行驶过程中，刘吉祥发现只要有一个稍长时间的红绿灯，宋师傅的车就反应迟钝。他怀疑，车里的司机正在打瞌睡。后来，赶上一段较长的堵车时间，刘吉祥开门下车走到前车跟前，仔细观察熟睡中的宋师傅，发现他鼾声如雷，睡眠时呼吸不均匀，时断时续；睡觉时舌头吐在外面，脖子粗，腰围粗，是个典型的鼾症病人体态。于是，他敲开了宋师傅的车窗。
夜间睡眠监测显示，宋师傅每小时呼吸暂停达56次，夜间平均血氧饱和度为81%，属于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并伴有重度低氧血症，非常危险。如今手术后，宋师傅觉得喘气和睡眠都痛快多了，心里非常感激这位爱管闲事的大专家。
对刘吉祥来说，这些年在马路上“逮”着过多少鼾症病人，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说，只要发现对方疑似鼾症病人，无论是在马路上还是饭店里，他都会一路尾随仔细观察，然后找机会上前讲清这种疾病对个人及社会的危害，最后留下自己的名片，方便病人联系。
幼儿园的“问题儿童”
天津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陈蕾的女儿正在上幼儿园。前些天，小女孩一回家就告诉妈妈，班里新来了一位小朋友，每天都不停地跑动、不睡午觉、不听老师的话，还抢其他小朋友的东西。小女孩一边说着，一边模仿起这位新同学的几个面部动作。
女儿的话勾起了陈蕾的职业敏感，她追问起这个孩子的其他一些细节，然后立刻把电话打给了幼儿园的老师，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医院看看。老师将陈蕾的意见转达给了孩子的家长，家长却解释说，孩子从4岁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曾经带他去看过医生，说是好动，等长大了就好了。
陈蕾没有就此罢手，又问这个孩子的家长：“这两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有没有发现好一点的迹象？”对方回答：“不但没有好，孩子语言中还出现了秽语。这些秽语我们从没说过，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学来的。”
陈蕾告诉这位家长自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并将孩子约到了医院。经过检查，确诊孩子所患疾病并非多动症，而是一种运动障碍疾病——抽动症，需要及时给予行为治疗和药物干预，否则可能陪伴孩子终身。
记者了解到，这种疾病发病原因不清，影像学上没有异常表现，全凭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医生的经验来作诊断。陈蕾一再呼吁，家长和老师要是发现孩子的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早就医。
“谈到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我觉得它意味着一种终身的、全天候的责任。不仅仅坐到诊桌前是看病，医生时时处处都要绷紧守护公众健康的弦。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之处，才能让疾病无所遁形。”陈蕾说。
医生召集的“家属洽谈会”
患者李桂云有点纳闷：别的医院医生问病史，多问腹泻几年、肚子疼否，然后拿以前的病历看看，也就几分钟的事；但天津市人民医院肛肠科医生接诊，更像是与一位亲近的长者唠家常。医生不仅把李女士的发病情况问了个底朝天，还详细询问了她成长的过程、从事的工作、父母的状况。得知她父亲死于结肠癌，医生又连珠炮地问起了家里的饮食习惯、夫妻感情好不好、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等，足足聊了20多分钟。
李女士是发现直肠癌后来做手术的，但手术后，肛肠外科专家张伟华却召集她的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开了一个“小会”，动员她的亲属都积极进行筛查。结果，李女士的两个兄弟均发现消化道息肉，也就是癌前病变。李桂云动情地对记者说：“我们这一家人的健康，得益于医生认真调研、刨根问底地问病史、不厌其烦地讲授科普知识。”
张伟华介绍说，大肠癌具有很高的遗传几率，一人患癌，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均可视为高危人群。他的患者中有一位宋女士，查出直肠癌时年仅38岁。在治疗过程中，他发现宋女士一家的饮食习惯不合理，便找宋女士的丈夫谈了一次话，提示夫妻二人长期在一起生活，可能会有同样的致病因素，因此建议他也做个肠镜。
宋女士的丈夫觉得夫妻没有血缘关系，癌症又不传染，没把张伟华的嘱咐放在心上。今年3月，他出现连续腹泻，张伟华硬是逼着他接受了检查，结果发现了低位直肠癌，做了肿瘤和肛门切除手术。此事让张伟华久久不能释怀，他痛心地说：“医生除了尽量为患者看好病，还希望能让更多人不得病。在引导病人及家属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上多花点时间，与为他们治疗、手术一样重要，而且意义更大。”
专家点评
拾起弱化了的社会责任
唐 健
嘈杂的超市里，一对夫妻怀抱刚出生两周的婴儿等着结账。小宝宝灿烂的笑容迅速感染了排队结账的队伍，夫妻俩的脸上也荡漾出幸福与自豪。突然，一个人不知趣地打破了这个和谐的场景。只见他面色凝重地告诉这对夫妻，刚两周的新生儿不应该有这种笑容，这很可能是肿物压迫颅内神经造成的表情，建议他们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检查。人们一时感到错愕、惶惑甚至恼怒，但最终还是理性地让这对夫妻带孩子上医院。当然，结果不幸被那位医生言中。
在人群熙攘的大街上，一个人刚刚还谈笑风生，突然就捂住胸口，接着便瘫倒在地，昏迷不醒。此时，专业的救护人员还无法立即赶到，周围好心的人们开始焦急地喊道：“这里有没有医生啊？”话音未落，一双有力的大手便拨开围拢的人群，同时还传来一阵沉稳而坚毅的声音：“我是医生，这里交给我来处理吧！”最终，患者转危为安，而人群也总是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不绝于耳的赞叹。
这样的桥段在医疗剧中一再出现。医生的诊断和治疗能力，被编剧和导演渲染得淋漓尽致。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我们对生命脆弱、恶疾无情的不安与焦虑，因此寄希望于扶危济难的医生能随时挺身而出。这种憧憬无可厚非，但如果拿出现实的标尺，就会发现很多棘手的问题。例如，面对危急情况，医生是否有充分的道德义务站出来，亮明自己的身份并开展诊治？如果医生主动进行了救治，谁来确认他有足够的能力胜任？如果医生此时见死不救或视若无睹，事后一旦被查出，是否要被追究法律责任？这些问题的提出，其实映射出医学伦理学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种种纠结。
现代社会典型的医患关系是从患者挂号（预约）且医生接诊开始的，二者由此步入一种类似契约型的关系。这种医患关系有较严密的技术手段以及伦理法律规范来保障。在这里，医生的责任首先体现为职业责任，社会责任相比是次级的，虽然二者都有利他性。一般情形下，社会责任不能僭越职业责任。如果二者发生了冲突，职业责任是要优先实现的，就像在社会事件中需要为艾滋病患者保密一样。当然也有例外。在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或当患者个人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人们对医生实现其社会责任会有较高的期望。
职业责任是需要在职业行为中实现的，即要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中发生，接受特定的保障和监督。如果超出了这个范畴，医生的行为就不再具有完全的职业属性，医生的角色也从职业人转变为有医疗胜任能力的“公民”。此时，对医生的责任要求也会降低，但仍高于普通公民。如果医生对非职业条件下出现的医疗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是可以获得基本的伦理辩护的。然而，社会也许会从道义上表达失望。
当今的社会环境、医患关系以及生存压力，让一些医生被迫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值得欣慰的是，现实中仍有很多医生在脱下白大褂后，依然保持着职业的敏感与对生命的责任心。当医生主动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时，我们期待社会在道义和制度上予以保障。这里所说的制度保障，可以借鉴国外关于《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经验。这部法律对施救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一般给予责任上的赦免，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后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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