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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鱼水关系” 需要合力维护

2014年06月15日 00:00  点击:[]

特邀嘉宾

黄志红: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院长

洪朝阳: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刘登湘: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冯 琼: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

常 诚:天津市儿童医院副院长

肖政辉:湖南省儿童医院副院长

王玉明:上海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5月6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院长培训班在京开班。5天时间里,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80多位院长齐聚一堂,就如何改善医患关系进行了交流和学习。

“1991年,全国百家大医院发生医患纠纷232件,1998年升至1400件,到2003年仅北京就有5000件。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有1.7万多起,比5年前多了7000起。从2000年至今,被公开报道的医疗暴力事件有150多起,其中致人死亡事件有30多起。”培训班上,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副教授钟开斌的介绍让人心情沉重。

院长眼中的医患关系到底什么样?他们对消除医患隔阂有哪些好的建议?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院长们怎么说。

靠花钱息事宁人,纵容“医闹”就会失去公平和法治

刘登湘:我对3年前的一场“战斗”依旧记忆犹新。事发当天,我们中医科的大夫正在办公楼开会。“医闹”非常嚣张,他们冲进会议室,扣押了院长和科主任,还囚禁了急诊室的医生。然后,他们关上住院部的大门,焚香、烧纸,呛得其他患者根本无法休息,医生也没法工作。

我们报了警,邢台市出动了大量警力,跟着我们一起去指认罪犯,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后来,所有的问题都依照法律程序逐一解决了。这次打击“医闹”的效果非常好,真正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我们医院甚至整个邢台市都安稳了很长一段时间。“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这种靠花钱息事宁人的方式后患无穷,危害的不只是医疗行业,还会导致整个社会风气变坏。所以说,纵容“医闹”就会失去公平和法治。

冯 琼:法律才是现阶段维护医患关系最有力的保障。在法律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引导患者通过合理途径维权,另一方面要坚决杜绝“医闹”。今年年初,我们医院成立了医疗安全保卫部。这个部门整合了保卫部和医患办,人数从4人扩充至11人,还配备了摄像、录音设备。在重大手术之前,医疗安全保卫部会配合科主任出面进行患者及家属的术前谈话。这些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医护人员安全感,让他们能心无旁骛地开展诊疗活动。即便真有人闹事,也有医院出面帮他们解围。

洪朝阳:最近我们医院引进了一位资深保安经理。他来医院后对我们的安保力量进行了立体布控,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保安之间的协作效率提高了很多。除了给医护人员安全感,我们已经连续5年推出感动医院的5大“标兵”,以这种方式表彰临床医护人员。要是赶上医护人员生日或生病,领导会慰问关怀,增强其归宿感和幸福感,让他们感受到医院大家庭的温暖。

当其他条件无法立即满足的时候,我们只能先做好自己

常 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其他条件无法立即满足的时候,我们只能先做好自己。

刘登湘:不久前我听人说起这样一个案例:一位40多岁的女性患者早上8时上医院看病,主诉胸口疼痛、胃里反酸,医生诊断为食道炎,开药后让她回家休息。上午10时,这位患者再次来到医院,说她有呕吐的反应。医生进一步为她做了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正常,便又让她回家休息了。就在当天下午4时,患者突然死亡。就这件事来说,我个人认为当事医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患者二次返院,医生应该酌情留院观察。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需要有更多的责任心。

冯 琼:一旦患者反映他有不满情绪,我们就会从医院自身找问题。有些患者病情进展快、时间急,确实存在医患沟通不够充分的情况。有的疑难杂症没能组织多科会诊,有的治疗和手术操之过急,有的医生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有待提高,这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一一查遗补漏。

洪朝阳:为提高服务质量,我们建立了入院准备大厅。患者住院前,在准备大厅做好各项检查,统一调配。这改变了过去先住院、再检查的模式,减少了患者的住院天数,提高了床位周转率。我们还建立了临床检查预约中心,一位患者需要做多项检查可通过预约中心统一调配,做到多项检查一个时间,患者来一次解决问题。同时,我们还聘请第三方公司进行相对客观的患者满意度调查,安排本院医护暗访,实地体验患者的感受,发现自身工作的不足。

王玉明:我们已经将患者满意度调查纳入绩效考核的指标:每月会在每个病区和门诊做满意度调查;季度考核会联合社区,依靠居民监督测评;年度考核联系社会监督员进行评审,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出院病人的反馈意见,覆盖率超过90%。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规范医疗操作、提高服务质量,把医患之间的芥蒂消除在萌芽状态。

医院要有准确的定位,才能避免自身的“角色混乱”

黄志红:医患关系本该是鱼水关系,鱼和水彼此依赖,不可分离。现在的医患关系不理想,不仅仅是因为“鱼多水少”,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呼吁整个社会层面的大环境改善:政府应加大投入,媒体要公正报道,全民健康素养有待提高。同时对医院来说,应该提高自身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与患者多沟通,加强人文关怀。

洪朝阳:1986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为315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拨款122亿元,占总费用的38%。但到2003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6%。最近几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远远低于9.7%的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6%。财政投入不足,必然导致医疗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的企业化运行。医疗机构为了生存,不可避免会出现个别违规行为,客观上损害了患者的利益,违背了救死扶伤的宗旨。

刘登湘:从根源上解决医患矛盾,政府不仅要加大投入,还需明确医院的职责,比如公立医院到底是要“保基本”还是“保需求”?医院要有准确的定位,才能避免自身的“角色混乱”。

冯 琼:媒体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上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医院现在都在躲媒体,不敢跟媒体接触。不实的负面新闻报道,在损害医患关系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像“缝肛门事件”、“茶水发炎事件”等,都对大众造成了误导,却没有得到有力度的澄清和处罚。我们应该杜绝这种不负责任的报道,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医疗行业。

肖政辉:在违法违规的医患纠纷案例中,很多争议就源于公众的认识误区。由于多数患者对基本的医疗和科学常识不了解,对医院和医生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当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时,矛盾就会产生。所以说,全民健康教育是我们一个亟待加强的“软肋”。公众有了较高的健康素养,就意味着他们能与医生实现最大限度的信息对称,医患沟通就会变得容易一些、畅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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