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军：3D打印的“筑梦”人 “对临床研究而言，解决实际问题是根本，围绕治病有了新的方法、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才叫创新。”
刘忠军和他的团队研究完成的3D打印技术人工定制枢椎治疗寰枢椎恶性肿瘤创造了世界第一，时下他最盼望的就是3D打印技术能早日应用于临床，造福患者。而在他心底，另一个梦想也在悄悄生芽，那就是有一天，外科医生能彻底放下手术刀，不再用无奈和有创的方式帮助患者。
3D打印可以引导医生用更智慧的手和脑完成更高质量的手术
在刘忠军的手机里，现在还留有一条短信，是他在比利时国际组织任职的一个朋友在去年圣诞节时发来的。朋友在遥远的国度看到相关报道：刘忠军和他的团队为一个患上了枢椎肿瘤的12岁的小孩，成功装上了用3D打印做的人工枢椎。朋友特别发信恭贺他手术成功，并告诉刘忠军，这台手术在全世界都被当做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一个颅骨，在切除一块骨板后，可以用3D打印出一个完全符合解剖结构的形状，即便边缘不规则，放上去仍然严丝合缝，整体上看，宛如一个精致的艺术品。“这种材料可以做成带孔的骨组织最后长到缝隙里，与人体组织长期和平共处，这是传统工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让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忠军魂牵梦萦的事情，就是这个科技创新项目。只要一谈起这个话题，他便激情难抑。这几年，除了本职工作外，他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了3D打印上。
3D打印的理念在19世纪就已形成，相关技术在20世纪逐渐变为现实，直到21世纪才在真正意义上获得应用和推广，其魔力令人瞠目结舌，有人甚至将这一技术称作人类历史上继蒸汽机和电子计算机之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整个医学领域里，3D打印在骨科专业范围内的应用较早也被推动得较快，这是由于骨科的专业特点与其技术特点吻合度较高，它可以引导医生用更智慧的手和脑完成更高质量的手术。
2009年，3D打印技术引起刘忠军的关注，他带领团队研究其在骨科的应用，很快便发现了二者的关联性。2010年，一家与他们长期开展临床研究合作的医疗器械公司引进了瑞典专利的钛合金3D打印设备，可以通过对专业医学图像数据处理,打印出与患者解剖结构高度一致的钛合金植入物。之后的3年间，团队进行了十几项脊柱外科的3D打印植入物研究，在羊身上进行动物实验,内植物与相邻骨组织间融合良好。2012年，团队开始获准进行人类临床试验。2013年，北医三院骨科3D打印植入物进入临床观察阶段，参加临床观察主要是颈椎病患者和髋关节病患者，在植入3D打印出来的骨骼后，效果显著。
将3D打印用于骨外科领域，刘忠军团队起步很早，在国际上已处于领先地位。比如，3D打印人工枢椎，当时中国的新闻联播、美国CNN等都将其播报为世界首例。人工椎体到现在在全世界尚无第二例。
希望能给3D打印技术等这样的科技创新建立一条快速通道
但时下令刘忠军感到焦急的是，3D打印再造脊柱，目前中国虽是世界第一，但在临床普及上还在“按兵不动”。
为此，刘忠军解释说，3D打印技术就像“个体化定制”，要根据患者的特殊部位、特殊形状做特别形态的内植物，但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这方面法规。按照我国的管理制度，凡用在人体上的东西，都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观察，有详细的管理流程，由有关部门来审批。但刘忠军和团队早已领先世界完成了临床观察，结果报告已交付审批，他们的研究文章也在国际期刊上领先发表，然而目前审批还在路上。与此同时，在德国、美国、韩国等国家，这些技术已应用于临床。为了避免别人把产品改头换面“巧取豪夺”，刘忠军团队只好先在中国、美国申请专利，但这也只能暂时阻挡一下，像椎间融合器目前已有国家上市了，“再不加紧走程序，制定法规政策，被别人全面地超越最终是挡不住的”。
“难道是那些国家的管理宽松吗？并不是，他们的管理严格但更科学。”刘忠军说，像3D打印的材料钛合金，和目前在临床使用传统工艺制造的材料是完全一样的材料。那些国家认为，这是已经用过、医学上成熟安全的材料，他们便越过“繁文缛节”，很快用于临床，惠及了病患。而国内却把它当做一个新材料，从头至尾一步一步地重走程序。
2008年，刘忠军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两会”上，刘忠军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议，希望能给向3D打印技术等这样的科技创新建立一条快速通道。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
如今的刘忠军身兼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医三院骨科主任暨脊柱外科研究所所长等数职。但事实上，刘忠军却出生在一个毫无医学背景的家庭。1977年他中学毕业赶上恢复高考，因喜数学，性格沉静,老师推荐他报考了北京医学院，后分配到北医三院工作。
当时北医三院的骨科已小有名气，在全国最早开展手术治疗颈椎病的先河。刘忠军虽心仪骨科，但新建成的神经外科更需要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在住院医生阶段，刘忠军把相关学科，如胸外科、泌尿科、麻醉科等轮转一遍，之后又回到了骨科。后来，他分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学习研修。他说，国外的学习经历让他看到了国内医学在设备、技术、学术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这成为他今后不断探索的动力。
刘忠军至今还记得一次特殊的经历。1988年他赴美学习，那时出国成风，美国也采取了特殊政策鼓励申请绿卡。当时在美国的同学劝他留下来，但刘忠军还是回来了。他说，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做临床医生，特别是想继续做骨科医生”，而这在美国难上加难。
第二年9月，刘忠军踏上回国的飞机。现在回想，刘忠军仍觉得当年的选择没错，“那一届我的同学出去了一半，可如今大多都改了行”。
行医几十年，刘忠军经历过在讲课中突然被值班医生叫回医院，处理胸椎肿瘤后3天主动脉破裂出血的病例；经历过匆匆离开外地会场,一路急行赶回北京，直奔手术室抢救寰枢椎肿瘤术后10天椎动脉破裂出血的病例……每一次都是一番苦战。但不管是成功挽救生命后的一丝欣慰和安宁，还是竭尽全力仍然无力回天时的怅惘和挫败，随之而来的又将是冷静地迎接更多生死角逐。
刘忠军坦言，即便很多时候已明明知道患者在就诊时就已失去了治愈的机会，即便他始终都在为医疗技术的创新振臂高呼，但在心底，他深深体会到，“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刘忠军常常跟他的团队说，延长患者的生命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敬畏生命或许更重要。
“情感因素的参与，非但没有削弱临床治疗的科学性，反而会使治疗方案更加合理和人性化。敢于挑战的医生，必须心怀恻隐之心——他们见不得脊柱肿瘤患者痛苦而绝望的表情，更不能容忍这些患者坐以待毙。”
翻看几份患者术后写给刘忠军的信，发现里面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是“像亲人一样”，或是感激他没有某些大专家的冷傲。对此，刘忠军笑着说：“医学发展到现在，能治的病有多少？当你知识获得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这点东西太少；见识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很卑微。骄傲不起来。”
“厚德仁术、求是创新”是北医三院骨外科的科训。对于“求是创新”，刘忠军的理解是，创新首先是理论联系实际,不是出个新颖东西，发表几篇论文那么简单。对临床研究而言，解决实际问题是根本，围绕治病有了新的方法、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才叫创新。
在刘忠军看来，科技创新不单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和创新大国的关键，更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现实中，“最牛的创新技术就是能应用到老百姓生活当中的技术，最暖人的创新技术就是能给老百姓解决痛苦的技术，最贴心的创新技术就是老百姓花钱少的创新技术”。
刘忠军曾发表文章说，他梦想有一天外科医生彻底放下手术刀，不再用这种无奈和有创的方式切除肿瘤。外科手术现在看来虽然有效，但与之相伴的创伤、出血和对患者的精神磨难实在太大了。他想告诫年轻的同行朋友们，不要过多为自己手术技艺或技能的提高而沾沾自喜，应当投入更多精力追求脊柱肿瘤治疗的微创化和无创化，抛弃手术刀或许是外科医生的最高境界。而这对患者来说又何尝不也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啊！正像一句诗说的那样：灯塔的光，就在彼岸，那屹立不变的爱，划破浓雾，是最后的救赎……
2015-05-08《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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