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医疗”的热起，各类资本纷纷涌入，出现了各种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院、云诊室。这种信息化在医疗行业的大范围应用，一方面的确是方便了患者，简化了流程，提升了医疗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使患者的满意度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确实也是出现了很多乱象。
一是医院和区域的信息化投入很大，但没有顶层设计。为了“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了争创“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高血压中心”“房颤中心”“糖尿病中心”等等各种医疗中心，为了上报各种国家和省级行业数据，医院为购买软件和连接端口费，每年要支付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费用，成本-效益比不佳，而且增加了医生上报数据的压力。当下尚没有统一的国家级和省级顶层融合设计，相互之间信息不互通、不共享，软件间不兼容，端口不免费开放。基本上是一个学会一套系统，一个中心一个软件，一家医院一个设计，补丁多，孤岛现象明显。
二是信息化的三医联动不够，医保短板凸显。医疗、医保、医药改革联动，实体上的“三医联动”在积极推进，但信息化联动上仍有不和谐的声音。慢病的“90天续方”，电子医保卡的使用，医后付的实施，常见慢性病的年度总额预付和包干等等，医院与医药行业的积极性很高，但医保的信息化保障还是迟后，不能有效推进医改的深化。
三是无限夸大互联网医疗的内涵和外延，违背医学的本源和初心。信息化手段可以实现一些领域突破，如心电图和放射的智能读片并不比医生的诊断差，中医舌象的智能诊断比个人主观观察更准确，眼底镜也可清晰传送至移动设备。但医疗的特殊性是人与人的沟通，互联网可以方便百姓，但不能完全代替实体医院。一旦没有了人与人的交流，真正的医学也就变味了，最终也就消亡了。在线咨询、在线复诊、远程会诊、云端探视等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就首诊患者的医疗过程而言，在陈述病情之外大部分检查检验无法通过线上实现，而检查手段的缺失难以通过医生的资历和经验来弥补，可能会导致无法确诊，甚至是误诊。当然，互联网医疗首诊可以在特定条件下选择性放开，如规定特定病种、特殊患者、特殊系统、特殊地区和特殊场景。防疫期间，互联网医疗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尤其是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线上首诊显然可以释放更多的资源来救治患者，远程会诊、线上授课可以让更多的偏远地区医生获益。
四是互联网医疗信用评价缺失，鱼龙混杂。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表示，互联网医疗中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互联网健康咨询、健康管理与诊疗活动存在一些难以区分、界定模糊的现象，以及部分交易平台和微商销售假药等，都是互联网医疗应该直面正视的问题。互联网医疗的深入推进忽视了网络安全，忽视患者隐私的保护，更有甚者，有的企业利用与医院系统打通的机会窃取医疗数据，贩卖病人信息，统方获取不法利益。
特别是今年的抗疫期间，许多医院和互联网健康平台纷纷推出了在线医疗服务，与此同时，诸多行业乱象和争议也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新冠使得互联网医疗“火”起来了，但也派生出许多行业乱象。有的平台和微商不设防，处方药可随意买，有的还推送处方药“促销优惠券”，还有“加价售药”以及“推荐不对症药物”等行为。不仅如此，有的平台和微商利用网络销售假药、发布虚假药品信息、非法从事药品销售。
医疗管理的本质是“质量与安全”，无论是JCI标准、等级医院评审标准，还是公立医院绩效评价，都是没有异议的，而且是权重最大的。我想“质量和安全”“人文与人性”也应该是每一个互联网医疗从业者必须牢记的。跟生命至上、生命至贵比起来，所谓的云大物移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信息化一种手段，医疗才是主体。所以，我一直倡导医疗+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可以帮助医院实现门诊革命、流程改革，但绝不是万能的，至少在当前的技术下还有很多不能，信息化介入医疗这个传统行业必须以行业规范、医学伦理和法律法规为底线。医疗应该是有门槛的，互联网医疗也应该有一个更高的门槛。
针对目前的互联网医疗现状，应建立统一的中国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互相共享，互相使用。在这个大平台，树枝状设立一些子平台，涉及公共卫生、预防康复、医疗救治、健康养护、健康管理和健康产业等，还应建立统一权威的互联网药品经营子平台，各网络药品经销商经过后台审批在平台上售药，消费者下单后，直接到就近的实体店取药，或快递到家。（绍兴文理学院医学院院长、绍兴文理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郭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