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有何特色？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有何独特之处？中日两个民族的生死观有何不同？……5月15日晚，我院两百余名学子带着这些疑问，在财贞楼报告厅聆听李长波教授和王宝平教授的解答。这是“杏林讲堂”第十一讲，学院邀请到来自日本同志社大学的李长波教授和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院长王宝平教授做客“杏林讲堂”，为我院学子讲解“日本文化与人文精神”，“漫谈中日生死观”。 李长波教授在日本求学、工作，生活长达27年。说到对日本人的感性认识，李教授说，在日本生活，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与日本人交心，他们对人非常客气，非常恭敬，但是，“我总觉得隔着心”。日本人习惯于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外国人，绝不会相信外国人的；中国人又怎样呢？我们能真正相信外国人么？李教授的反问，引起了现场学子的深深思考。
中日文化之不同 李长波教授认为，日本文化从原理上讲是“母性”文化，内外有别，通俗地说，就是“护短”，譬如，日本生产的最好的汽车、最好的电器、最好的食品，都留在国内，让自己国民消费享受；差一点的才外销，卖到中国、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中华文化也有这个特点，但是在内外有别上与日本刚好相反：中国人是对同胞苛刻，对外人彬彬有礼。日本是小团体社会，任何组织或团体，一旦选出领袖后，便通过打击多数群体来提高向心力；而中国则是一种血缘社会。 德国文化中认为，“文化是不可定性的”，但日本人认为日语是非常特殊的。李教授自身经验为例，讲到“日语的委婉”与“汉语的直截了当”之不同。 中日文化最大的不同点是在礼节的往来上。日本回礼时间可以快到几分钟，而中国人喜欢间隔一段时间后回礼来表达感谢之情。 李教授认为，中日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了解甚少，国人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日本人对我国的研究，因此，“日本及其文化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谜’”。 刍议中日生死观 翻开一本书，了解一段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但如今，曾经深交的中日两国关系跌至低谷。“日本和我们一衣带水，它是我们搬不走的邻居”。王宝平教授表示，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加深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了解，深化中日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中华民族是“是非分明、爱憎有别”的民族，王宝平教授以国人对秦桧的态度说明这一判断。在多个场合，秦桧夫妻都是“跪姿”，千百年来都要接受民众的各种侮辱。但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特别大度、宽容的民族，王宝平教授举例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生活多年的大批日本人被遣返回日本本土，留下了大量日本孤儿，被国人收养，此举又体现出国人的善良和大度。 日本文化认为，“万物有灵，死后都能成佛”。在日本，到处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塚，包括生物的和非生物的，包括自己人的和敌人的，比如笔塚、针塚、眼镜塚、生姜重、耳鼻塚，以及给日本本民族的英雄建造的纪念碑，给侵略者蒙元人建立的古塚，给牺牲在日本国土上的台湾人、朝鲜人、美国人建立的纪念碑等等。 讲座结束后，讲座嘉宾还与学生进行了互动。 【人物名片】 李长波，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并留校任教；后在京都大学获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担任人间环境学研究科助手、讲师；现任同志社大学日语与日本文化教育中心准教授。专著有《日语指示体系的历史研究》，获第31届金田一京助博士纪念奖。 王宝平，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关西大学、京都国际文化研究中心、京都大学客座教授。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专业委员、中国日本史学会近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东亚比较文化学会中国会长、二松学舍大学客座教授、早稻田大学特约研究员。 （院办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