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医生面临紧张的外部环境和超负荷的工作压力，身心疲惫却仍全力以赴。沈瑞楠摄
“五四”青年节前夕，本报人文编辑中心全体采编人员赶赴天津，与该市6家医院的十余名年轻医护人员围绕医患关系与医疗环境、媒体报道与社会舆论、年轻人成长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话题进行了座谈。座谈中，年轻人敞开心扉，各抒己见。本期我们刊发其中部分发言，从中可以看出，尽管社会大环境不尽如人意，尽管成长的路上还有很多困惑，但内心深处那份对职业的热爱、对病患的体恤，依旧支撑着这些年轻人在追梦的医学路上无悔无怨地前行。——编 者
特邀嘉宾
李 勇：天津市肿瘤医院介入治疗肿瘤科主治医师
马 园：天津市肿瘤医院疼痛治疗科护师
范 昀：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ICU护师
唐兆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郭 莹：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国际诊疗中心主管护师
王 磊：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肤三科主治医师
李 青：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肤治疗科主管护师
赵文娟：天津环湖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刘 洋：天津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主治医师
乔 娜：天津市儿童医院急诊护士
一次难度极高的手术竟无法作为手术统计，医生的劳动价值无法体现
李 勇：时下外部医疗环境紧张，部分患者对医疗工作常不理解，我们医生不得不在工作中关注许多医疗之外的问题。医生的精神压力很大，导致具有一定风险却有尝试价值的医疗活动，以及那些需要与患者及家属做更多沟通的高危险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我们科曾有一位癌症患者通过深静脉导管输液时，导管意外地在血管内断裂了。长约18厘米的导管随血流进入右心室，远端已经到了肺动脉，很可能诱发肺栓塞等严重后果。怎么办？常规治疗是做心脏外科手术，但这样患者损伤大、花费高，且手术准备时间长。我们科主任反复权衡后，为患者设计了通过心室内介入取导管的手术，损伤小、花费低。然而，这一创新的术式却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如果手术不成功，患者及家属能不能理解？但最终主任决定承担风险，把治疗收益留给患者。主任的这一选择为我们年轻医生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但令人困惑的是，这一操作难度极高的手术，由于治疗中没有使用其他药物或器材，收费极低，甚至在科室的工作量统计中都没能作为一次手术进行统计，医生的劳动价值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范 昀：工作8年，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不单是专业护士，还是营养师、调解员、心理咨询师……在强化自身专业素质的同时，我们还需涉猎更多，感觉压力很大。去年，一些医院发生门诊病人捅伤医生事件后，大家的心里都很紧张。我们想，要是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医院，结果也只能是在劫难逃，因为我们所能得到的保护实在是太少了。
有一次，我们接诊了一位狂犬病患者。他入住ICU时意识清醒，但几个小时后病情突然发展了。他拔下针头跳下床，操起一把剪刀冲到了护士站。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们年轻的护士没有退缩，她们一个个站到病人床前，生怕其他病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过了一会儿，警察终于来了，但他们只是站在走廊里，声称没有造成伤害，什么也不能做。最后还是我们科主任站了出来，通过轻声细语的安抚，让病人放下了手里的剪刀。
狂犬病患者的最终结局是死亡，但患者家属似乎对此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直到病人的心电图显示成一条直线了，他们依然要求我们轮番进行心外按压。就这样，我们医护人员按压了3个多小时。最后，家属把病人拉走了，嘴里还愤愤不平地说着什么。医患间需要信任，但这不是仅靠医护人员一方就能做到的。
过着“5+2”和“白+黑”式的生活，身心疲惫却仍全力以赴
唐兆贺：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先在外科工作了10年，之后进入医务处。躲开临床一线后，我明显感觉到工作压力小了。以前每次值班我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两个小时前，病人还好端端地躺在那里，各项生命体征都不错，但转眼就不行了。身为年轻医生，我可能百思不得其解还常常束手无策。人不是机器，不是说你按照操作规程办就能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就算我们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最好，结果也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也是一些病人不认可我们的原因之一。
不久前，我们处理了一起纠纷，患者是一家村办企业的厂长。他去世后，村里的300多人把医院团团围住，要讨个说法。他们的“顶梁柱”没了，便把怨气撒到医生身上。现在的医患关系进入这样一种博弈：患者都希望付出少一点，医生都渴望得到多一些。这里面，有老百姓对医疗期望值过高的原因，也显露出我们的社会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
马 园：医生是人不是神，医疗也有其所不能及的一面，医患关系绝非简单的消费关系，不是说患者交了钱就一定能看好病。工作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患者多脏器衰竭，入院时就很不乐观，而家属不管不顾，揪住医生撂下一句狠话：“我们的病人要有什么事，就找你负责！”还有的患者家属自愿放弃治疗，却纠集50多位亲属把病房给砸了。我们大多过着“5+2”和“白+黑”式的生活，身心疲惫却仍全力以赴。就算患者将不满发泄到我们身上，我们也会学着平静地接受、婉转地应对。
王 磊：医生与患者交流，关键看医生是否能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皮肤性病科的患者比较特殊，很多时候诊疗会涉及隐私。有时一位梅毒患者刚进门，身后就紧跟着他的妻子。要是这位妻子问我她丈夫怎么会得这种病，我会告诉她此病90%以上是性传播，但也有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感染的。作为医生，我知道99.9%的梅毒都是通过性传播的，这样说只是为了给患者留余地。
门诊病人跟医生像是契约关系，但很多时候只要沟通到位，医患也会变成朋友。有一位性病患者是位失去双臂的残障人士。由于不愿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病，除了第一次就诊有朋友陪同外，之后他都是一个人来医院。因为身体缺陷，他没法独自完成就医程序。在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次就诊都由我的一位同事全程陪同，帮他脱衣服、交费、拿化验单……这位患者跟医生非亲非故，却对他完全信任。
李 勇：暴力伤医是一种后果严重的社会现象，但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在自媒体泛滥的时代，如不加以有效的监管，很容易诱发“从众心理”，导致部分民众在潜意识里将其“合理化”。所以，我们必须正视暴力伤医事件处理结果的社会影响价值，并将暴力伤医事件进行区分。对主观恶性度高的伤医犯罪行为，应给予坚决打击，并依靠正面宣传，提高民众的法律认知水平。对医患双方都认可的意外风险，如果能有一些合理、合法的理赔渠道，我相信能有效增进医患双方的理解和减少分歧，从而避免矛盾的产生。
媒体报道一定要遵循全面、客观的原则，给予科学、正面的引导
李 勇：时下部分媒体的报道，有意或无意扭曲了医疗事件的真相。比如，有一家网络媒体连续5天报道“山东女孩行阑尾手术被切除子宫”一事，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在这一事件水落石出后，网站终于在第6天将此连续报道撤下了首页，但仅在网站三级目录中注明“此新闻为假新闻”。类似不负责任的报道放大了医患矛盾，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又岂是这简简单单7个字所能弥补的？
我认为，对少数蓄意进行的具有煽动性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虚假报道，应当予以追责。同时，我建议具有专业背景的主流媒体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对谬传、谣言中涉及行业动向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及时的回应。
据全球最大的中文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调查显示，高达93.75%的公众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了解医患矛盾事件，而62.50%的公众认为现今媒体对医疗事件的报道不够客观真实，31.25%的公众不确定是否客观真实；68.75%的公众认为当前医患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是媒体的报道导向，他们同时认为导致医患之间不够信任的原因也是媒体的导向。
刘 洋：医学生发文章有一种模式叫做“病理报告附带文献分析”，就是说你要报告一种病理的话，需要把最近10年国内外最新的相关医学进展，包括诊断和治疗都列出来进行分析。在这里，我希望媒体在进行报道的时候也能做到这一点。比如“缝肛门事件”、“八毛门事件”，如果媒体不仅仅把事实客观地报道出来，还能从专业角度普及医学知识，就能帮助公众更深入地了解事件真相，理解医学和医生。
郭 莹：我至今耿耿于怀的是“保温箱烤死婴儿”一事。一开始，媒体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后来就变得云淡风轻了。但它在患者中的影响是巨大的，事后有患者需要用婴儿保温箱时，家属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叮嘱我们护士，感觉很不放心。媒体报道一定要遵循全面、客观的原则，给予科学、正面的引导。
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选择当医护人员
唐兆贺：还记得当年我上医学院时，同学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故事：一位学生在某医院实习时救了一位病人，病人痊愈后就到学校门口开了个饭店。只要是学校师生前来用餐，他一律打折。这就是感恩。
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的情形。去年大年三十晚上，一位患者因没有床位无法住院到我们医务处大闹，我们想方设法给他安排好住院。待一切妥当，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甩头就走。这两件事的强烈反差让我们不能不感慨医疗环境的恶化给年轻人成长带来的压力。
多年前我在眼科实习时，科里的手术我差不多都做了一遍。而现在，还有多少带教老师敢硬着头皮让学生上手术台？从内部环境看，繁重的医疗工作之外，他们还面临升职称、发文章等各种压力；科里的繁杂事务他们一肩挑，还要努力去完成医院给科室下达的各种指标。
李 青：平时，我们经常接触牛皮癣、湿疹、带状疱疹等皮肤病患者，这类患者由于疾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以及自身容貌改变等原因，常常心理抑郁、情绪焦躁。记得我刚来医院，一次跟着老师帮病人清扫床尾时，无意间被一位病人的脚套吓了一跳。老师见状赶紧过来不动声色地把脚套移开继续清扫。事后老师说，皮肤病患者心理敏感，我们在病人面前的任何一点失态都可能给他们带来负面的心理反应。
这么多年过去，我现在也已成为很多新人的老师。有一天我正准备下班，一位护士跑过来，说有位患者要打人了。我赶快过去询问，才发现是交接班时护士没有及时到位引发这位患者的暴躁情绪。经过一番耐心解释，患者不仅从对立、抵触的情绪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不无感激地说：“在外面，连理发店、洗浴室都不允许我们进去。但在医院，你们丝毫不嫌弃我们，有时还拉着我的手！”我由此体会到，患者出现不理智的言行时，恰恰是他们最需要被关爱的时候，总有一天他们会感受到我们的付出。
郭 莹：有人说，如今在仇富、仇官之外，还形成了一股仇医的风潮。即便这样，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选择医学事业。虽说现实与理想总有些差距，但人生最大的事莫过于生与死，医务人员能够全程守护患者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荣耀。记得我们科里曾住进来一位老干部，他的小儿子曾入狱18年。护士在为老人吸痰时，不小心让一些痰液溅了出来。当时，病人的小儿子就威胁说：“我在里面呆了18年，谁敢惹我让谁好看！”我们没有受这句狠话的影响，依旧尽心尽责为老人护理；在与家属沟通中，也努力做到仔细、到位。后来，这位不好惹的家属竟成为我们病房自发的维护者。
乔 娜：在我们急诊科，80后的护士人数最多，甚至90后也陆续投入了工作。这些孩子多数是独生子女，在家也可以说是集万般宠爱于一身，但在工作中却要面对严峻的考验。儿科的患儿经常是在6位家属的护卫下来就诊。万一穿刺一针不成功，不太理智的家属就会出言不逊。即便这样，这些年轻的护士依然能够微笑面对，以耐心的解释换取家属的理解。
多数情况下，家属在激动时会说出一些气话，但待他们心绪平稳后，他们又会找到护士，为之前的行为道声“对不起”。还有一些患者来到医院亲身体验了我们的工作流程，看到大夫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很有限，就会由衷地说一句：“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就是这些小细节，让我们心里暖暖的，这也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收获。
赵文娟：我们医院的很多病房都有一位“项目经理”。他们都是资深护理人员出身，具有极强的沟通能力。这些“项目经理”每天都要到病房与患者进行沟通，从第三方的角度来了解患者的想法和意见。对患者来说，他们不一定会把所有的感受都告诉医生或护士，却愿意像唠家常一样与“项目经理”谈心。“项目经理”会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医院相关部门，督促及时解决，把潜在的纠纷扼杀在摇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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